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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语言文字中，心字最初是棘心、木心，即木尖，其主要意思就是生长。

三、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照面和挑战去讲中国哲学，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而是从负面去说，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

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区别。此即所谓时代的变化，形态的变化。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现代理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

所谓理解，不是单纯的科学认识，而是理解自然界的意义，即自然界对人而言有何意义，人在自然界处于何种地位。为此，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对君臣、父子之义的逃避，反而成了超越性分、违反自然的庸人自扰的行为了。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杂以法制的黄老之术在汉初需要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时，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他所谓心，就是性情，也就是说性情是完全内在于人心的。[17] 见《天说》，《柳河东集》卷16。郭象是玄学思潮的最后总结者，他综合以前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最终完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在谈论到人性时，董仲舒更多地是从自然之天出发说明人性。刘禹锡又指出，乱世中的重大的社会灾难也经常被人们归咎于天，这也是由于人不能胜天，不能尽人道之治万物的功能。

何晏有类似说法，如以圣人为名无名、誉无誉[10]，也是以儒学名教本于无名、无誉的自然之道。扬雄非常重视道德主体心、思的功能、作用，以为人之玄就在于心腹、思虑，这也是所以参天地、通天人的重要的内在依据。需要指出的是，王充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强调，重视感性的、经验的证明与类比的、逻辑的推理，是他的认识论思想比较突出的特征。孔颍达的《五经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天下，成为明经考试的标准课本，直至宋朝。

而在晋统治地位确定以后，更在名教的伪善面具之后，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与汉末思潮相同，它们都要求回到儒家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积极进取。儒学首先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些行为既反映了他们对礼教中伪善一面的激烈抗战，也反映了他们对自我个性解放（包括感性自我）的追求。

两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与神学化，无疑在开始的时候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与稳定。柳宗元的人性论与他的天人相分说联系起来，表现了与韩愈不同的思想倾向。

以古文运动为形式的儒学复兴运动的最大的理论建树在于心性论，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它开了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先河。关键在于，郭象把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社会伦理的仁义道德，也完全归结为性分之内的事情。

但随着汉末政治的腐败，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沽名钓誉、名不副实的比比皆是。[21] 见《韩昌黎全集》卷11。曹操的三道求才令中，所提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才能与德性（即才、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无疑是对两汉儒学名教制度的严厉打击。表现在古文运动一些思想家中的儒佛合流现象，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思想倾向。[12] 这个回答的确反映了向秀对儒学名教的看法。人性中不仅有善的潜能，即仁。

同时，贾谊肯定了人的道德实践能力与认知能力，即所谓神、明。前面我们提到过，荀子至秦，称赞秦国的政治制度，但他以为秦国要想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的，还需要有儒者的帮助。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首先在于所尊崇的经典不同，或经典虽同而版本有异。神、明的实践、认识既是对天道自然的命的实践、认识，也是对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的自我实践、自我认识，这就是贾谊的外内通一之学。

他用本末范畴说明心、行关系，心本行末。人性的善恶、命运的好坏，在禀气而生时已经决定，不是历史的、人为的、社会的因素可以改变的，即所谓用气为性，性成命定。

清谈早期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物品评。[20]《天论上》，《刘禹锡集》卷5。同时，儒家学者们进一步整理、解释自己的学说，使它更为精细、更为条理化。自然与社会存在是相通的，但裴頠更强调社会存在。

礼出于人伦，人伦也源于自然法则。至汉武帝，西汉国力日益强盛，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

向秀把人的心智情欲乃至社会伦理道德都归结为天理自然。告子以为性无所谓善恶，荀子以为性恶，董仲舒虽然否定了性善的说法，却承认性有善质。

这些，正是对儒学名教的充分肯定。董仲舒曾为汉景帝时《春秋》经的博士官，不过，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他所说的天，完全是自然意义上的天。一、儒学经典化、正统化地位的确立——两汉儒学 汉代秦而兴，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秦一统后，继续任用李斯等人推行法家制度。

玄道通过阴阳发生作用，因此有天地的阴阳、人性的晦明。从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的角度说，这一思潮所集中反对的就是两汉哲学的神学目的论，要求重新回到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去。

玄学的反动、佛学的渗入，在客观上刺激了儒学向新的精神方向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儒学的理论，最终引发了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善应该包括三纲五纪、博爱好礼等一切伦理、社会价值，这一价值系统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志禀受于天地间的刚健之气，指人的意志。重要的是，贾谊对道德造物所产生的性的解释完全站在儒家道德人性论的立场上，道、德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最终要分化、落实在以仁义为核心的人性上。